随着医疗科技的飞速进步，实际上人的身体或脏器的相当部分都可以由人工产品构成，人机混合状态日益普及，这就使得机器人权的讨论具有越来越强的现实意义。

这种审查模式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康涅狄格州诉迪尔(Connecticut v.Teal)案得以运用。(19)2019年4月8日，欧盟委员会任命的人工智能高级别专家组发布了可信赖人工智能伦理指南的最终版本。

具体来讲，这种机制包括两层内容：一是用户在使用服务后即要求平台删除数据。它强调一项算法决策产生了实害结果时会启动相应的救济措施，并由法院来进行司法审查。因此，这种算法歧视是一种算法掩盖下的人为偏见。(28)2017年，英国发布的《数据保护法案(草案)》更是强化了知情-同意制度，并对个人同意增加了许多新条件。《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特别强调数据行为的管理应当坚持行业主导、监管机构适度干预的理念，并强调充分调动市场自发力量来实现行业自律。

在不同待遇审查模式中，算法使用者不会因为算法决策中的目标变量的选择与使用同其追求的合法的商业目标之间存在着直接相关性而免除法律责任。从法院操作层面来看，我们在对有关算法歧视的主观意图进行认定时，应当注意以下四个方面问题：第一，这种故意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它往往不会对受歧视群体表现出强烈的故意，甚至都不要求对受歧视群体进行有意识的区分。使用法律实证研究的法学者，早先多受到白建军的影响，偏好使用统计，例如程金华。

他的理论追求是很强的，也有很强的经验感。这种目的性很强的研究方式的致命问题，是以书本上的法为纲，先入为主地预设了实证研究的结论，而并未对法律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的描述和解释，因此很容易变成戴着有色眼镜、打着实证研究的幌子进行制度设计和制度移植的伪实证研究。他说，针对各项制度设计在全国各地进行试点，这些试点工作往往并不真正关注行动中的法，而是以直接影响国家立法为目的，试图对某些具体制度的合理性进行论证和检验。四、有数据就是实证研究吗？ 随着大数据的广泛运用，与数据有关的法律研究大量出现，并被认为是实证研究的一种。

现在很多人强调要做跨学科法律研究，但跨学科并不仅仅针对实证研究，也包括规范研究。而差不多在这一时期，法律经济学也开始做量化的实证研究，例如魏建团队。

如果不对法律实证做正名的工作，这种误用、滥用现象就更为严重。陈瑞华也指出，要从问题出发开始自己的研究，将本土的经验上升到一般理论：应注重研究发生过的经验事实，研究者要有基本的问题意识，要注重社会科学研究的概念化。法社科意义上的个案研究也并非必然就是实证研究。这意味着法解释学的案例分析开始更多与数据分析相结合，成为一种新类型的个案研究。

实证研究要做跨学科研究，就不能仅仅停留在统计学，而需要借助社会科学来形成更为坚实的研究传统。从逻辑上来讲，假数据做出来的法律研究不能称为实证研究。有学者尝试做这样的努力，但目前更多回到规范性论证的实证研究，是在最后提出一些规范建议或法律修改建议，更像是对策研究，有画蛇添足之嫌。反之，如果没有方法论自觉，再加上又没有专注于某一部门法研究，这样的实证研究是难以为继的。

还有一些研究者甚至在不了解实证是什么的情况下就想当然地使用实证一词，从而带来语言混乱。他在研究中也做这样的努力，曾提出过不少概念。

在中国法学界，使用法律的社会科学研究简称社科法学用语，还是使用法律实证研究用语，实际上也呈现出两种不同的研究传统。二是做实证研究的最后，是否需要回到规范性论证。

但另一方面，更多的经验感也可以通过个人的实地调查或亲身实践来获得，特别是需要有更多机会与法律实务部门和市场主体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合作。但是，两者强调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近年来中国的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的争论，也大致可以溯源于此。法学研究的第三条道路，就是既不做脱离社会事实的法教义研究，也不做陷于社会事实的法社科研究，而是提倡从经验到理论的法律研究。对于通过法律数据所揭示出来的事实，就要判断这样的事实是否推进了已有认识，是否有新发现。简言之，做实证研究的最低要求就是要有经验感。

但有经验感的研究并不能等同经验研究。实证一词在法学中有多重含义，不同的研究者基于语言习惯或知识偏好来使用实证。

国内有代表性的两位学者是冯象、苏力。另外，对法律+X进行实证研究与对法律进行实证研究，也并不存在研究进路上的重大差别。

尽管存在法社科研究偏好定性、实证研究偏好定量的区别，但研究从来都是定性和定量研究的结合。但大数据兴起以后，特别在政策的强力推动下，数据分析如类案检索与个案裁判的结合越来越紧密。

另一方面，做中国研究如果过于关心中国发生的新问题，没有方法论自觉，似乎也难以形成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以此来判断，季卫东采取社会理论进路的议论法社会学就不是实证研究。考虑到法律的实证研究者和读者受众都以法学背景居多，为避免语言混乱，应减少法律实证研究用语的使用频次，更多使用实证研究、经验研究、定性研究或定量研究。在这个意义上，苏力的个案研究与二十年前《送法下乡》研究的理论追求或许始终未变，但研究方法论上已经很不同。

这两个传统的研究者的共性大于个性，因此，不宜继续强调差异。第三，做数据的实证研究也需要理论解释。

你可以说这是研究格式上的八股，但实证研究传统就是先要采取八股的形式才能够越发坚实。在这个意义上，需要做如下的努力： 1.面对法律做实证 这里的法律，既指法律文本也指法律的实际运行。

法律的规范研究也在处理法律与社会的交叉问题。这种分野就是法律的定量研究与法律的定性研究的分野。

这在法律与认知科学、实验法律经济学中已经大量出现。来源：《中国法律评论》2020年第4期 进入专题： 法律 实证研究 。如果这种影响可计算，就可以成为定量研究。这种进路类似于思想实验。

这说明将实证研究称为经验研究没有问题，但反过来就不行。综上所述，本文区分了empirical legal research的中文使用语境。

这些研究更多关注法律条文、裁判文书的统计分析，可以说是对书本中的法律进行统计分析的实证研究。这种经验感的获得，一方面是来自于个人经历和体悟。

实际上，左卫民在定义法律实证研究时也指出：所谓法律实证研究，本质上是一种以数据分析为中心的经验性法学研究。具体来说，需要注重以下几点： 第一，关注事实的丰富程度。